10月29日下午，我院第31期“经典悦读”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楼102会议室举行。从本次活动开始，马原教研室姜国敏老师将领读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首次活动作为导论和背景介绍，主要针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理论历程和几大经济学手稿的理论特点展开介绍，以此明确《61-63年手稿》的独特地位和意义。 姜国敏老师首先介绍了这马克思一生作出其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历程，尤其是强调了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从1850年代起在伦敦“退回书斋”钻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旨趣和理论进路，从《57-58年手稿》开始，马克思形成了其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基本框架，《61-63年手稿》构成了其中必要的一个环节。 其次，马克思的构成连续序列的政治经济学手稿和著作群，在中国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中，往往“重两头、轻中间”，过于偏重《57-58年手稿》和1867年起《资本论》的正式出版和后续修订文本，这种理论阐发的偏重并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两头”的作品当中可以更容易解读出诸如生产、劳动、异化、市场经济等更加切合当代中国的生活维度与理论维度的思想材料，相对的，《61-63年手稿》就成了研究的“洼地”，具有理论生长点和发掘价值，例如马克思其中对于以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力要素本身意义的阐发，以及对于这种历史存在作为范畴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安排，马克思此时的安排同其早期政治经济学看法的重大区别，等等。 第三，对于《61-63年手稿》的阅读，要注意区别被苏联和中国的经典著作整理出版机构编订的《61-63年手稿》和“马克思在61-63年时期所写手稿”的联系与区别：一方面，“61-63时期手稿”的理论史部分，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本人意见，被从考茨基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后继者编为《资本论》的续篇或者“第4卷”，但其中理论所达到的发展程度，同代表马克思恩格斯1867年以后的水平的《资本论》第1-3卷存在张力；另一方面，这部分理论史批判的宏大工作横亘在通行版本《61-63年手稿》的中途，我们要注意《手稿》前后两个间隔较长时间才写成的部分，本身也存在差异。
参与活动的研究生同学结合自身学习体会谈了看法，并同主讲人进行了互动交流，例如，大家共同探讨了对《资本论》系列作品的基本定位的理解，《57-58年手稿》、《61-63年手稿》同马克思1859年正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分册》的关系，马克思一生中“两大发现”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思想历程中“成熟”、“断裂”与否及其阶段划分问题，等等。 |
